伟大的艺术家干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都在情理之中，比如诗人当众脱得精光，好理解，你要脱就是耍流氓或者有精神病，画家把自己耳朵割下来当礼物，也能理解，你要割就是“刵刑”。可是，梵高实在太有名了，你随便到哪个卖装饰画的市场都能看见廉价的“向日葵”“星月夜”等等，甚至厕所瓷砖上都有这样的图案。深入人心的还有这位伟大艺术家把自己耳朵割下来送给妓女当礼物的事儿，他的画表达什么没人在意，但作为艺术家疯疯癫癫却留在了人们的脑子里。

20世纪30年代欧文·斯通所着的《渴望生活》一书将梵高推上神坛，他一生巨细靡遗、令人心碎的故事被着成无数个版本的“梵高传”，甚至他日常生活的信件也被收录在《亲爱的提奥》《梵高手稿》里。在这位艺术家高额价值的传世画作之外，梵高简直就是个谜。

2016年英国广播电台BBC放映了一部名为《梵高割耳之谜》的纪录片，改编自英国作家贝尔纳黛特·墨菲历时7年、深入田野调查所着的《梵高的耳朵》一书。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如何与他所处的社会碰撞和联结，又如何为身边人所看待?我带着无比的好奇翻开这本书，就是想知道梵高到底是不是疯子。

墨菲像攥着一把零散拼图的人，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些散乱的信息，她重返梵高的生活，走访、探寻。已经被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些往事在她这儿都被打上了问号，她更像一名探案者，仿佛要穿越时空还梵高清白。当拼图被一块一块循着连接的边缘被按进画面，一个活生生的梵高出现在1888年2月，他满怀激情和期许来到阿尔勒的那个时空。

从法国巴黎到小城阿尔勒的一年，是梵高人生中极为高产的一段时期，创造出包括《向日葵》《星月夜》等传世之作，可同样是在这一年，他的灵魂备受折磨，先是割去耳朵，后被关进精神病院，最终生命之花逐渐凋零。在梵高所生活的时代，真正理解他、尊敬他的人寥寥无几。

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为艺术抛妻弃子，虽有些渣，却不免又令人心生敬畏。都说毛姆塑造思特里克兰德这个角色是以高更为原型的，而在梵高身边的这个人，似乎从始至终也没看一眼月亮，光低头找六便士了。2016年随着《梵高的耳朵》一书在加拿大的出版，几乎已经被盖棺定论的有关梵高在阿尔勒一年的生活经历，有了新的反转，墨菲用7年时间建立起梵高生活当时的阿尔勒逾15000人的居民档案，大量筛检了梵高在阿尔勒期间与之有过接触的所有人，尤其是和梵高共同生活了9个月的高更，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了更细致的解读。

2009年，两名德国学者汉斯·考夫曼与丽塔·维尔德甘斯对梵高割耳事件提出了一种新的猜想。他们认为是保罗·高更用剑割下了梵高的耳朵，此番设想并非毫无根据，高更确实是一名业余的击剑爱好者，还把他的击剑装备带去了阿尔勒。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二人尽管因艺术鉴赏存在分歧，但梵高仍然始终认为高更是好朋友，至于耳朵，是梵高在黄房子楼下的画室里，坐在那面曾经用来画自画像的镜子前，扯着自己的左耳，用剃刀生生给割下来的，只剩下了一点耳垂连在脸上。

我很难想想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割完自己的耳朵，把伤口随便一包，倒是把自己的耳朵洗得干干净净装进袋子里，找到“拉谢尔”让她把礼物“好好收着”。搁谁收到这样的信物都会魂飞魄散，而我们的画家，后来还带着伤给自己画了两幅自画像。幸亏这本书只是在追踪真实的历史，没有具体描绘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墨菲调查发现梵高所赠予耳朵的“拉谢尔”可能并非妓女，而仅仅是妓院的一名女仆。她甚至辗转联系到了“拉谢尔”的后人，了解到“拉谢尔”曾经因为狂犬病，身上留下一处醒目的伤疤。而出于梵高做事毫无保留的性格和极度的悲悯，墨菲推测梵高可能是在一种“信仰的驱使下”，希望把自己身上最好的一部分送给“拉谢尔”，以弥补她的残缺。

那梵高跟高更到底是什么朋友?初到阿尔勒和梵高一起居住的高更，让黄房子充满生机，两个男人的友谊简直深如基友，梵高负责买菜，高更负责做饭，钱都放在一个盒子里共同使用。但就像闺蜜也有翻脸的时候，两位艺术家不仅因为对绘画的解读，更因为性格和金钱上的琐事有了分歧，高更去意已决，这无疑对梵高也是个刺激。

1888年12月23日也就是梵高割耳的当天，高更在事件发生15年后的自传中写道：

到了晚上，我迅速吃完晚饭，觉得我得有点儿自己的时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闻闻开花的月桂树散发出的香味。就在我差不多快要穿过维克多·雨果广场时，我听到在我身后响起一阵熟悉的急促碎步。我转身，看到文森特举着一把打开的剃刀冲向我。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十分可怖，以至于他停下脚步，低下头，转身往黄房子的方向跑开了。

这段话中存在疑点，当年的阿尔勒没有一座叫维克多·雨果的广场。高更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信给伯纳德，也就是和梵高关系不错的那位年轻的画家，那封信中也完全没有提及到“文森特(梵高)举着剃刀”的事情。而伯纳德也是个悲催的小伙子，多年后他原创的分离主义画风被高更剽窃，就只能从印象派转为学院派，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其实在很多梵高研究者的眼中，那天的细节仍然是晦暗不明的。高更在事件里扮演的角色总是含糊不清。他几乎在事件发生后立刻离开了阿尔勒，逃回了巴黎，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梵高。之后的高更做起了“大喇叭”，开始口无遮拦地同当时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们八卦起那个“疯掉了”的画家的故事。

因为附近居民联名写了“请愿书”，梵高被强制搬出黄房子，关进精神病院，绑在木板床上。对于梵高的病情是否真的到了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地步，无数人提出质疑，纷纷与阿尔勒档案馆联系，打探请愿书的下落。1888年黄房子附近的拉马丁广场人口大约747人，仅靠30人的意愿就决定一个人的去留，是不是太草率了?而又是谁发起了这项联名?

经过墨菲的调查，发现这根本不是民众一致同意的产物，而是两个勾结起来的朋友，动用他们的关系，企图利用黄房子的地理位置谋求更大利益的勾当，他们绑架了少数街坊的恐惧心理。梵高从来都没有不由自主地干过坏事，这个小型封闭的社区对外来者的恐惧，对无限的创造力以及如影随形的疯癫和古怪行为的恐惧，才是催生梵高被送进精神病院决定性原因。

梵高在阿尔勒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卷入了一场无妄之灾，我们为梵高自杀而惋惜的同时，不免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憎恨，夺取天才生命的绝不只是那一声枪响。被误解几乎是每一位超前于时代的天才的宿命。《梵高的耳朵》挖掘了已成定论的历史背后的真相，就像作者贝尔纳黛特·墨菲在结尾处所说的一样：“拿历史去附会传奇故事，要比揭露历史真相容易得多。”

合上书，你打开了一个真相。再看向日葵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眼睛里竟然充满了泪水。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