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资料图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家钟银兰、凌利中近日发表联合署名的学术论文，列举一系列新证，再次论证了苏富比拍品“墨迹本”《功甫帖》为赝品。

在新发表的论文中，首次公布了现藏台湾图书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完整披露了翁氏《跋苏轼功甫帖》中的所有鉴藏信息。据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还原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及其原貌。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并未见项元汴三印，梁清标二印亦不翼而飞，而其4枚旧印的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尺寸大小等特征也与翁氏所记不同，明显属于两件作品。

有关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本幅之鉴藏印记，安氏《墨缘汇观》及鲍漱芳《安素轩石刻》中皆略有记录，安氏《墨缘汇观》内容虽较详，但亦非全文抄录。从目前资料看，堪称最详尽的，非翁方纲(1733－1818)莫属。

2002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内收《功甫帖》翁氏题跋全文，却未将鉴藏印记信息囊括。事实上，翁氏《复初斋文集》手稿本(现藏台湾图书馆)第67卷中，不仅有《跋苏轼功甫帖》，且于笺纸上栏空处，以行草小字忠实地记录了该帖中所有的鉴藏讯息，为后世获知、还原《功甫帖》递藏传承真相及其原貌，提供了最为详细的第一手原始文字与图像资料。而将翁方纲所见并描绘记录的鉴藏印信息与苏富比“墨迹本”《功甫帖》对照，可以发现，不同之处甚多。

据翁方纲手稿所记，可以获知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这段记录段尾确凿无误地证明，翁方纲在安歧旧藏《功甫帖》上看到梁清标的两枚藏印和项元汴的3枚藏印！翁记诸印按序而列，当录自苏书本幅，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未见项氏三印，梁氏二印亦不翼而飞。项氏向以好钤印著称于史，少则三四枚，多则二百余方，钤盖时先本幅后本幅外，意在藉古人名迹以传不朽，有时为加钤更多用印，甚至故意将己印直接覆于古人字迹之上。比如苏轼《行书渡海帖》、米芾《行草书盛制帖》、张孝祥《行书临存帖》、蔡襄《澄心堂帖》等。此番情形于项氏而言，实在是不胜枚举。而作为安岐前辈暨《功甫帖》拥藏者的梁清标不于本幅钤印之可能性亦微乎其微。

因此，项、梁两位大藏家早于安岐之前，递藏该帖持续近150年，不可能同时避开苏字本幅空处而另行觅纸钤印。翁方纲获见《功甫帖》之际，帖中共计有11枚前人鉴藏印，而苏富比“墨迹本”仅有6枚，从诸印边缘看，亦可完全排除流传过程中项、梁五印经重装裁挖之可能。

此外，苏富比《功甫帖》与翁方纲手写描绘的4枚旧印的笔画、内容及尺寸也不尽相同，例如，翁方纲手稿记录的“后中间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面中间朱文残印。该印只露前半二字且为残字，其中上面一字所露极少，翁氏不知是何字，故以画代述，似“广”。该印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不同，“墨迹本”是没有一点的椭圆形。

目前明确可知苏轼《功甫帖》于明清时期的鉴藏、著录以及摹勒上石过程，有如下事实：项元汴、张镠、梁清标、安岐、江德量、鲍漱芳前后递藏逾250年。这其中，鲍氏《安素轩石刻》中有3件苏轼作品均来自江德量家族旧藏，而鲍氏家藏包括《功甫帖》在内的过半法书名画或已于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尽毁。

该学术论文判断：江德量逝前三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携示翁方纲赏鉴的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定非苏富比“墨迹本”无疑。

钟银兰、凌利中表示，当前公布的还只是部分学术证据，日后还将持续发布。 来源：新民晚报